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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ml模版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,守牢金融风险底线

今年以来,我国经济增长稳步恢复,外贸出口保持较高增速,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逐步增强,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不过,受疫情、汛情和国际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,下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风险挑战增多。笔者认为,准确认识和判断当前的金融风险形势,要注重把握发展与安全、治标与治本、当前与长远的关系,将辩证思维与系统观念结合起来。

如何认识和判断当前的金融风险形势?

目前,总体来看,我国金融领域宏观风险大于微观风险,局部风险大于整体风险。宏观上,国内零星散发疫情、局部汛情对我国经济恢复形成阻力,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推高成本,中下游企业经营困难,消费投资等内需动力恢复缓慢,供给需求双收缩态势短期难以改变。2021年三季度,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.9%,两年平均增长4.9%,尽管存在基数效应,但仍低于预期。微观上,受供给需求多种因素制约,今年以来我国PPI与CPI“剪刀差”不断拉大,9月份差达到10个百分点,上游价格往下游的传导不畅,中小企业成本上升较快,利润被挤占和侵蚀,生产经营困难,诱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。数据表明,我国上游企业利润占比从2020年7月6.5%升至2021年3月9.3%,中游企业利润占比从27.6%升至35.4%,下游企业利润占比从65.9%降至55,利来手机网页版首选AG发财网资深.4%,目前仍有恶化趋势。

从内部看,金融风险形势总体上是好的,但个别行业、个别领域和个别企业风险与金融风险多点交织。如,随着房地产调控深入,“三条红线”“两个集中度”等多种政策集中碰头,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加大,风险逐渐暴露,个别大型房企经营困难,住房不能交付风险、债务违约风险与行业信用风险相互传递明显。又如,中小银行类金融机构经营困难,2021年二季度央行评级显示,4000家受评中小银行机构中,高风险城商行占比10%,高风险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占全部高风险机构93%。再如,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下,受能源双控政策等影响,火电、水泥等传统行业亏损压力增大,风险可能会向金融机构传导。若金融机构为规避“棕色”资产搁浅,“一刀切”抽贷、断贷,可能增大金融体系转型风险。另外,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,由2020年末279.4%回落至2021年二季度274.9%,但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,居民部门(72%)和企业部门(158.1%)杠杆率较发达经济体仍然较高,个别地方债务负担有所加重,偿债压力较大。

从外部看,主要经济体通胀预期加强,世界经济复苏分化,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根本性风险因素。2020年4月以来,国际大宗商品连续19个月上涨,CRB大宗商品现货价格综合指数涨幅为92%,月均上涨7.8%。受此影响,2021年1月至9月美国CPI从1.4%上涨至5.4%,欧元区HICP从0.9%上涨至3.4%,英国CPI从0.7%上涨至3.1%,远高于2%的目标值,引发了市场对通胀预期的担忧。经济快速恢复、通胀持续高位徘徊促使发达经济体央行开始释放货币政策转向信号,美国宣布于11月开启减债,预计2022年步入加息通道,欧洲PEPP购债速度已放慢并于2022年3月结束,英国、加拿大等央行也已或正考虑退出量化宽松,成为推动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因素。

需全面、辩证和长远地看待当前金融风险

当前金融风险是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、内生与外部因素共振的结果。应该看到,当前的金融风险是过去20多年积累形成的,具有历史性和周期性,外部风险冲击也非一朝一夕形成,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“余尾效应”的延续。拉长历史的视角,当前世界经济K型复苏特征明显且呈分化态势,背后依然闪烁着金融危机的影子,并叠加疫情大流行的“意外”冲击。

2008年危机前全球范围以房地产为主的信贷扩张形成了信贷周期,推动房地产泡沫同时,加速形成债务周期,对经济增长带来紧缩效应。2020年以来,为应对疫情,发达经济体普遍开启货币闸门,“高压经济学”在刺激需求、拉动经济快速恢复同时,也推动以能源为主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,房地产等资产估值快速攀升,非金融部门债务上升,金融脆弱性加剧。待经济强劲反弹后,一旦金融条件收紧或疫情反弹导致再度封锁,就可能触发相关的金融脆弱性,对我国的风险外溢加大。

从结构因素看,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、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、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镜像反映。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方面,主要体现为消费结构加快升级,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,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,投资者、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。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,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,老年人口比重上升,劳动年龄人口减少,中等收入群体扩大,但供给体系未能跟进,导致过剩与不足并存。目前,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.64亿、占总人口18.7%,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.9亿、占比13.5%。人口向下与债务向上,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背离和扭曲的基础之一。

长期以来一些地产企业盲目扩张,热衷用加杠杆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,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,带动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,并诱使资金脱实向虚。一旦经济下行,房地产调控加强,房地产企业销售和回款放缓,融资渠道收窄,债务压力就会陡升。

此外,疫情以来,各国不同程度出现了“金融热、实体冷”,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脱节情况下,如果投资者预期和态度发生变化,风险资产价格可能再度调整,金融脆弱性放大,金融状况可能急剧收紧,从而抑制信贷流向实体经济,对经济复苏造成威胁。特别是,经济下行形势下,金融风险加速“水落石出”,反过来对实体经济形成制约,经济和金融之间形成负向反馈,即“经济下行-违约增多-金融机构收紧贷款-经济紧缩”,经济和金融之间正常的良性循环被打破,经济金融风险形成螺旋式上升,这就是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强化的逻辑。

从内生因素看,当前我国金融风险隐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,实体经济增长放缓,内需恢复不足,没有形成很好的持续拉动力,使得经济增长容易受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。从外生因素看,目前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复苏分化加剧,这种不平衡会加重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,引发债务违约,导致金融市场风险承担加剧,并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安全。同时,经济快速恢复、通胀预期加强使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加速,外溢冲击加大。今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掀起多轮加息,俄罗斯(5次)、巴西(5次)等央行已多次加息。通常,新兴市场国家大多是国际金融风险的接受者,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收紧之前加息具有防御性特征,但也会带来更多的跨境资本流入,若风险资产价格持续走高,未来出现局部风险的可能性较大。

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

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。

应对金融风险,核心在防控,关键在主动。总体上,需把握四个原则:一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,这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遵循。二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,要注重在稳增长基础上防范风险,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化解风险。三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不断推进金融业开放,这是防控风险的根本途径。四是不断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,这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。

其一,始终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。“经济兴,金融兴;经济强,金融强”“经济是肌体,金融是血脉”,当前,无论是深化大型平台经济反垄断,防止不正当竞争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损害消费者利益,还是防范化解个别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,降低房地产行业风险损失,阻断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传染,均应遵循“金融为民”“服务实体”的根本方向。

其二,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。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。要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的协调配合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、合理适度,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。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,防范和降低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调整可能的外溢冲击。统筹长期与短期,兼顾碳减排和稳增长目标,科学设定能耗和减碳目标,平衡操作节奏,尽可能避免无序转型带来的风险波动。

其三,不断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治理水平。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条件下的深刻变革,科技在拓展金融发展的边界和维度同时,也极大拓展了金融风险产生、演变和传染的渠道方式,对监管提出了挑战。要加强监管协调,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行为监管两手抓。完善金融风险监测体系,提高风险预警能力,持续打击非法金融活动,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。落实金融监管责任,完善监管问责制,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,保证金融风险防控“守土有责”。

其四,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推动金融市场开放。改革开放始终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。应围绕构建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目标,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,优化金融功能,提升金融服务。加快完善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,建立符合现代公司治理、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层次、广覆盖、有差异银行体系。不断扩大金融开放,在参与竞争中提高防范风险能力。

(作者:马新彬 编辑:陆跃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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